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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 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哪去了

    发布时间: 2021-07-17 01:12首页:主页 > 理财百科 > 阅读()

    不久前,作为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的殷谦在博客上撰文表示,“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并批评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及相关的学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写到的几个观点,比如“很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没有意义”、“知识分子最求盈利学术”、“中国文学缺乏信仰”等等,这些观点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争论。(3月24日《北京晨报》)

    对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殷谦的这些论点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如果真的没有意义,何能引发争议,更何况,诸如“当今的文学,作家似乎只记得金钱,而忘却了艺术”之类观点,实在有听取的必要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否则,在“无意义”之下,有可能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_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pdf_苏格拉底提出知识救国论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呢?笔者以为,一味地贬低或者抬高当下知识分子,并不能让我们认清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身份位置。而从知识分子的表现来观察,才能让我们真正厘清知识分子“有无真知灼见”。

    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_苏格拉底提出知识救国论_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pdf

    事实上,隐藏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背后的真正命题是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守护自己的职责。而这样的观点之所以出笼与知识分子遭遇的声望下降危机不可分割。应该承认的是,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在当下一再受到质疑,原先自命清高的形象,受到越来越多的挑剔和质疑,这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威信,损害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声誉,一步步矮化了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才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的话语。在经济学界,丁学良所谓“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言论,激起了民间舆论的广泛认同;2005年《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众调查中,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郎咸平、吴敬琏两人,暴露了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信任危机和形象危机。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pdf_苏格拉底提出知识救国论_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

    学者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指出,知识分子应特立独行,甘于寂寞,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中名利,勇于表达一己之见,充当弱者的喉舌,保持批判意识,反对双重标准及偶象崇拜等。思想家朱里安本达则说,“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把个人自由作为价值体系的顶点,叙说普遍的价值,一旦知识分子赤裸裸地委身于世俗的热情,更可怕的是也不想超越政治世俗的热情,以致使得精神的东西隶属于现世的东西,那么知识分子就背叛了自身的职责,他们所做的是取消人心的启蒙和批判意识的发展,促使人放弃个人的思考”。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笔者以为,“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有夸大却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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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学界为例,不少作家和批评家不是被商业化俘虏,就是转身,甚至进行自我“阉割”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世俗化和功利化成为了行动的准则,而这种精神的自我放逐完全背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由是观之,“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的意义在于提醒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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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渴望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笔者以为,知识分子不是谄媚者,不是权力者的奴仆,不是那些阐释者,而是保持独立性、敢于批判和责任担当的孤独者。用这样的标准审视“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在笔者看来,我们特别是那些自诩知识分子者恐怕只有虚心听取意见的份吧?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应反思而非匆忙否定“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更要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是可贵的反思。

    特别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造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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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夜听潮集》一书为笔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诸领域的评论集。其中有重大事件的记述,有珍稀史料的钩沉;有社会世相的显影,有私人记忆的重现;有古今人物的素描,有中西书籍的评介。

    林贤治谈美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幸福的

    《夜听潮集》,林贤治 著,漓江出版社

    本文摘自《夜听潮集》,林贤治 著,漓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1月。

    美国知识分子

    来自第三世界的美国学者萨义德利用著名的瑞思演讲,阐述关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共角色的问题。他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是:局外人、“业余者”、搅局者。他认为,知识分子身上最突出的是代表弱势者的反对的精神,而不是为权势者设想的调适的精神。后来他把这系列演讲编辑成书,命名为《知识分子论》出版。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翻印了台湾译本,销量似乎不错,至于实际影响就很难说了。

    萨义德身体力行,对美国的批评激烈而且持久。其实,像他这样的批评家,美国大有人在。陈安先生所著的《美国知识分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国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谱系。书中一共介绍了40多个代表性人物,这里有体制内的公务员,也有不领薪水的专栏作家、评论家,更多的是新闻工作者;有自由派、左翼和新左派,也有右翼和新保守派;有专家学者,也有企业家,有社会运动的领导者,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倾向各不相同,有的相去甚远,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眼界。著者所以如此降低知识分子的“门槛”,显然意在突出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即是“业余性”和批判性。

    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无疑地,首先针对的是政府及固有的体制,暴露并谴责专制、腐败及社会不公的现象。可以说,这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主题。《美国知识分子》有大量篇幅记叙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对此所做的巨大努力,其中,如写作《城市之耻》,揭露官商勾结的斯蒂芬斯;首创“利益集团”一词,痛斥“参议院背叛”的菲利浦斯;接连反对美国的“冷战”和“热战”政策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凭一己之力创办,并坚持近19年之久的政治周报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公然宣称“各级政府都在说谎”的斯通……都是有名的“扒粪者”。上世纪50年代初,参议员麦卡锡蔑视公民的自由权利,制造政治迫害事件,遭到不少无畏的美国知识分子的抵抗。书中特别说到默罗,他在告密和背叛面前极力战胜内心的怯懦,对同事说:“我希望能教给我儿子的就是讲真话,不怕任何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民要有知情、说话和思考的权利,还有立法的神圣性。否则,这就不是美国。”他制作了一个反击麦卡锡的电视节目,完全用麦卡锡本人的讲话录音和图片剪辑而成,再由他加以评说。节目播出以后,麦卡锡声名狼藉,这个节目也因此被视为美国电视广播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至于女报人格雷厄姆支持《华盛顿邮报》记者揭露“水门事件”内幕,迫使尼克松下台,她所面临的直接来自政府的阻力,就更加强大可怕了。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产生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危难时刻,但是,只要崭露头角,便不可避免地为政治权势集团和社会保守势力所憎恨,而设法加以压制。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的言说权利,仍然需要依靠他们自身的斗争来维护。书中写到卡森,她撰写《寂静的春天》,话题并不涉及政治,而是关于杀虫剂使用方面的,结果还是受到化学工业界、农药制造公司,以及一些专家的围攻。在她病逝以后,美国随之成立环境保护署,宣布禁用DDT等农药,总算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

    像李普曼、斯通、默罗、格雷厄姆、卡森等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批评和抗议为什么最终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乃至政府的呼应呢?因为他们说出了事实和真理,而事实和真理最终可以获得大众。这叫舆论压力。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可以确保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的存在;它在体制之外,又在体制之内。在美国,建国之初就缔造了一部真正体现了共和精神的宪法,而且,在政治实践中确保了它的权威性。宪法永远大于政党和个人,而不是相反。在运作过程中,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它可以有修正案;但是,任何修正都只能更有效地维护多数人的统治,维护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异议的权利,不服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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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纳粹德国、苏联和东欧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流亡美国,而美国却没有移居异地的流亡者。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有名的反对派,不但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反对总统,而且反对国家。“9·11”以后,他在《每周评论》发表访谈时说:“我们不应忘记,美国本身就是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然而,尽管美国社会仍然存在许多不义,存在各种阻碍言论自由的“过滤器”,他仍然不能不承认:“在许多方面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美国的《独立宣言》关于人权有“生命、自由以及幸福的追求”的话。何谓“幸福的追求”?阿伦特在其名著《论革命》中做出解释说,《独立宣言》的这句话,源自18世纪流行的“生命、自由、财产”,而将其中的“财产”替换为“幸福的追求”;显然“幸福”不是指个人幸福,个人在经济活动或物质利益方面的幸福,而是公共幸福,即政治参与的权利。

    身为知识分子,如果声音被卡在喉咙里发不出来,社会根本无法听到,应当说是不幸的;如果言论发表过后,自己却因言获罪,被监禁,被流放,被“蒸发”,自然更为不幸。在美国,知识分子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和社会,自由参与现实政治,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无论如何称得上是世界上幸福的知识分子,虽然,把“知识分子”和“幸福”一词联系起来让人多少感到有点别扭。

  •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

    版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6月版

    定价:39.00元

    书评人 韩戍

    关于黎东方,大约有两件事广为人知。首先是其“细说中国历史”系列著作。他将中国正史用白话文表达出来,畅销数十年不衰,成为通俗史学中的经典。其次是他从抗战时期起在大后方公开说书讲史的轶事。他放下留洋博士的身段,在戏院卖票,开讲“三国”、“慈禧”、“战国”等史事,一时间听者如云,数日间便由不名一文而赚得钵盆皆满。1949年末他最后一次演讲,门票费用使他得以包下一架飞机,满载书籍和家人,离开贵阳绝尘而去。

    然而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在黎东方的回忆录《平凡的我》中,对这流传颇广的两件事却没有大书特书,也未提供更多的独家细节。或许是黎东方意识到他论史学功底和造诣,无法和钱穆、陈寅恪等大家相提并论,其通俗化的史学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面向的是中等教育以上的大众,而非历史学界;他公开讲史,虽然并非为了敛财,但是毕竟和江湖上的说书人相类似,与大学教授的身份未必匹配。因此,黎东方仅仅将这两件事作简略叙述,一笔带过,十分自谦地将自己定位为“平凡的我”,着重笔墨于出生、求学、成长和任教过程中的诸多琐碎杂事。

    虽然是琐碎杂事,却可以看到,黎东方的生平极具戏剧性。求学时,他报考各级学校数次败北;辍学清华后自费留法读书,险些无法拿到学位;回国任教,在北大清华屡被学生反对;转到中山大学,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处分;做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不久便河山变色无法继续;到美国工作,教职常朝不保夕,不得续聘;辅助林语堂建立南洋大学,未及开学而发生变故;最后,辗转到国民党系统的政工学校及中国文化大学,才算勉强安定。其间,他又遭遇婚变等事,常常生活窘迫,穷困潦倒,贫无立锥之地。尽管生存于国家贫弱、民族危机、非生即死的大时代,“颠沛必于是”是学人的普遍宿命,但如黎东方这样一生坎坷,起落不定者并不多见。

    按照通常理解近代学人的所谓“救亡”和“启蒙”、“学术”和“政治”的几重标准,似乎很难将黎东方归类。黎东方民族意识颇为强烈,也暗中帮助过抗日志士,但也未见其有进一步的“救亡”举动。近代以来所有重大的文化启蒙运动,他也没有躬逢其盛,因此并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问题。

    不过,若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黎东方却很够资格。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甘边缘化,不做权力的附庸,保持独立人格。黎东方正是如此。按照政治倾向而论,他站在国民党一边,若论从政,也有过多次被胡汉民、孔祥熙、陈立夫提携升官的机会,但是,他并非趋炎附势之人,几乎每次都坚决拒绝,甘愿在文化机构扮演一些闲云野鹤的边缘角色。主动疏远于权力,是黎东方值得称道的一个可贵品质。

    黎东方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若仍能为人们所记,具备独立风骨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大多还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魅力。反映在黎东方身上,那便是一种急公好义的精神。一个例证可以说明问题。黎东方到台湾后,偶然得知法国少女丹妮尔被骗到台湾,未及处理善后事宜便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于紧急时刻挺身而出,通过法律程序与素昧平生的丹妮尔确立收养关系,使其顺利处理善后,从容离境。如唐德刚所言,黎东方具备一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和无法改邪归正的天性,他疏远于权力正是此种天性的写照。但相对于此,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具备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那种道德精神。从这个角度讲,“知识分子”的名头,黎东方更是当之无愧。

    俗话说,自传难写。黎东方对此亦深有体会。他引用自己法国导师马第埃的话说,写自传第一难在由一人之小,写出社会与国家之大,第二是做传者会对传记主角有所回护,第三是做传者难于不避真实,对错误坦白承认。黎东方的这本自传大体做到了这三点。但是,黎东方的自传,和大多数国人写的自传或回忆录一样,虽然文字幽默优美,却仍近似于加强版的年谱,平铺直叙之处多,因过于追求完整,致使对各处细节较少详细描写。尤其是,对自我的人格缺乏深刻剖析,对精神世界内部的紧张性缺乏总结,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

  • 著名作家冯骥才日前接受专访,提出一个观点:“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转型中缺席”,“都远离了文化前沿”,“现在涌进来的不是经典,而多是快餐式的粗鄙商业文化。”

    有论者就此发表评论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认同冯骥才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的“缺席”,不但表现在对外来文化引进“缺乏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甄别把关”,而且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对中国当前的文化传播的“缺席和失语”。

    (3月19日《深圳商报》)

    萨义德知识分子的代表_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_论金庸的知识分子精神

    恕我直言,冯先生和支持论者的观点有失偏颇。

    萨义德知识分子的代表_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_论金庸的知识分子精神

    我以为,中国有文化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汇、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中,一直没有放弃责任。远的不说,就说改革开放时期吧,始终坚持传统文化研究,努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不就是知识分子?我笔记本上有一则摘录: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教授公开宣布,他所招收的机械专业博士生,必须学会背诵《老子》和至少半部《论语》,否则不能开题写学位论文,不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在他倡导下,这个工科大学一直沿袭了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传统。在我们耳闻目睹范围之外,还有多少杨叔子一样的知识分子,站在文化前沿,采取不同的方式为《周易》热、《论语》热……做着“发起和引导”的“预热”与“加热”工作?为保护民俗文化奔走、呼号的冯骥才先生,不就是其中的一个!

    论金庸的知识分子精神_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_萨义德知识分子的代表

    对冯先生“现在涌进来的不是经典,而多是快餐式的粗鄙商业文化”的断言,我也不敢苟同。冯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能拿得出有说服力的数据吗?缺少事实支持,得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都是“站在中国文化的前沿来挑选外来文化”的,“涌进来”的就没有“粗鄙”,多是“经典”,尤缺可信性。

    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_萨义德知识分子的代表_论金庸的知识分子精神

    以个别文物和文化的价值“由他者所率先发现”,就得出知识分子对中国当前文化传播“缺席和失语”的结论也有失公允。谁能相信,一个极具文化价值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真不曾“发现”?过往的事实证明,在那些文化不受重视的地方,很多时候不是知识分子没发现文化的价值,而是发现了却不能引起重视,知识分子无力施以保护。而且我尤其以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家的意义,属于全人类。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去研究,“他者”研究了,出了成果,就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缺席”,哪是不是研究印度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梵文文学最有成就的就不该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研究巴比伦两河流域文化、写出了《巴比伦古文化探研》,阿拉伯知识分子就都“缺席”了?

    论金庸的知识分子精神_萨义德知识分子的代表_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

    然而,我更想说的是,对于不同时代,简单类比不可取。不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站在了文化前沿,从西方文化“拿来”很多好的东西,但那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而且,回过头来看,那时知识分子的文化努力,不也更多是在进行“破坏”——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应当肯定,这样的批判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不如此难以打破旧思想体系的束缚,引进先进的文明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造就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但是,时代已然从“过去时”走到“现在时”,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现存还不能跳出“五四”时期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框架,那就是“一种悲哀”。

    社会在“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螺旋式上升中发展到今天,尤其需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但整整一百年的“批判”,已经让中国人与传统文化疏离得太远。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啥?不只是深居简出的研究,更是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普及——耐心的普及。可那往往不是学者的强项。离开时代大背景和社会需求,不加分析和区别,空乏地批评当下的译著和“国学热”、“经典热”,指责知识分子“缺席”源于“急功近利的物欲心态”,既有失公允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也不利于找准当今社会的“病灶”。

    无须过于苛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知否,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在痛斥“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时,却被“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之一”的萨义德斥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非知识分子!可被誉为真正知识分子的萨义德,自己却终也没跳出身受的局限——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被迫“保持了较稳定的边缘立场”,陷于“流亡的决绝与尴尬”。我因此要说,提出“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缺席”的命题,更像是一个噱头。

  • [摘要]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在美国,公共领域并不缺乏拉党结派的政策知识分子,他们有机地连接于这个或那个政党、游说团、特定利益群体、外国势力。

    本文原标题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选自萨义德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关于本书,萨义德这样说:“‘9·11’事件之后,一种风云突变的政治氛围笼罩美国,也在不同程度上笼罩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这些都造成了一个敌意高涨的世界……造成了所谓“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更加恶化的冲突……这些文章正是旨在促成共存、共享的人文主义文化的理念,无论它们是否成功,我至少已经做了尝试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如此足矣。”

    萨义德:知识分子及与其共存的人文主义文化理念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书封

    1981年,《国家》(The Nation)杂志在纽约召集了一次作家会议,它发布了这一活动的公告,而按照我对其方案的理解,留下了未经解决的问题:谁是作家?他或她为什么有资格参加?结果是差不多有好几百人到场,把曼哈顿中心区一家酒店的大舞厅挤得水泄不通。这一事件本身的意图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对于刚刚开始的里根时代做出的反应。在我对其进程的回忆中,一场关于作家之定义的热烈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是希望在场的某些人应该挑选出来,坦白地说,就是促使他们离开。这样做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决定谁有、谁没有投票权;其次,形成一个作家协会。结果,在削减成员以便于管理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群情激昂的人们依然为数众多,难以控制,因为非常明显,作为反对里根主义的作家而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都继续作为反对里根主义的作家留了下来。

    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有人提出一个聪明的建议,我们应该采取据说是苏联的态度来定义作家,那就是,作家乃是某个自称他或她为作家的人。我想,各种问题似乎就此得以平息了,尽管成立了一个全国作家协会(National Writer’s Union),但是它的功能限定于技术性的专门事务,比如确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出版商与作者之间的标准化合同。一个专门处理政治议题的美国作家代表大会(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也成立了,但是它被一些人弄偏离了轨道,他们实际上想要它来处理这样那样的无法取得一致同意的特定政治议程。

    从此以后,在作家界和知识分子界发生了许许多多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谁或什么样的人是一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定义已经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难以说清楚了。我在1993年的瑞思系列演讲《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做了尝试,但是在此之后又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而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对自己早先的观点做了大量的修正,并且有所补充。这些变化的核心乃是一种未经解决的紧张在不断加深,就是关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究竟是否可以是所谓非政治性的,如果可以的话,如何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是可以的。悖谬的是,对于作家和知识分子个人来说,这种紧张的困难在于,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已经大大扩展,以至于两者实际上已经没有边界了。考虑到“冷战”的两极世界已经以若干种不同的方式重新组装和解散了,所有这一切首先对于作家身体上的和形而上的位置或立场,提供了无限的变体;其次,如果作家或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可以说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可以单独确定的意义或存在,那么,现在开启了让他或她去扮演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的可能性。后“9·11”阶段的美国作家的角色当然已经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关于“我们”的定义之针对性。

    然而,尽管有一大批著作和文章说,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冷战”结束,大部分美国大学向众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敞开怀抱,专业化的时代来临,新兴的全球经济中遍及一切的商业化和商品化简直已经废除了那种老式的、有些浪漫—英雄色彩的关于孤独的作家—知识分子的概念(为行文方便,在此暂且将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稍后我将会解释这么做的原因),但在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实践中,看来还有巨大的生命力,它们触及公共领域,并且就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最近,他们在反对——唉!也有支持——英美联军在伊拉克的战争中的角色正是与此相关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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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略有所知的三四种彼此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事实上是不容置疑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依然感到,在当前的混乱之中,有必要倾听作家—知识分子的言论,把他们看作向导,看作正在争取更大力量和影响力的一种派别、倾向或群体的领导。显然,这两种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想法有着葛兰西式的渊源。

    现在,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里,用来表示知识分子的两个词是“muthaqqaf”和“mufakir”,前者源于“thaqafa”或“文化”(也就是说,一个有文化的人),后者源于“fikr”或“思想”(也就是说,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两者的使用场合中,由于暗示着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对照,这些意思的威信都得到了增强和扩大,因为政府现在被普遍认为没有信用和声望,或者说,没有文化和思想。所以,在像埃及、伊拉克、利比亚或叙利亚等国的家族统治的共和政府所造成的道德真空里,很多人要么转向宗教信仰,要么转向世俗的知识分子(还是以男性为主),寻求不再由政治权威所提供的领导,即使政府善于任命知识分子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寻求还在继续,还在为此而斗争。

    在法语地区,“intellectuel”(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携带着一些公共领域的流风余绪,在那些公共领域,最近先后去世的一些人,像萨特、福柯、布迪厄和阿隆,曾经与非常广泛的听众争论并推行他们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部分大思想家(maitres penseurs)消失了,给予人们的一些满足和慰藉也跟他们一起消失了,新的过剩状态仿佛使大量没有影响力的小人物自从左拉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出来说话了。今天,似乎有一种萨特复活的迹象,而皮埃尔·布迪厄或他的思想几乎出现在每一期《时尚界》(Le Monde)和《解放》(Libération)的副刊,直到他去世为止,由此我想,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当高涨的兴趣已经俘获了很多人。远远看来,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争论似乎非常活跃,而且全然不是在美国那样的一边倒的。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Keywords)里的简洁表述,用多半带有消极内涵的力场(force field)来说明“知识分子”一词,这对于理解这个词的历史语义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出英国的起点。由斯蒂芬·柯里尼(Stefan Collini)、约翰·凯里(John Carey)和其他人进行的出色的后续工作已经相当大地加深和改善了知识分子和作家一直以来所处的实践领域。在20世纪中期之后,威廉斯自己也继续指出,这个词呈现了一系列新的、稍微有些扩展了的联想,其中很多内容涉及意识形态、文化产品,以及对于有机的思想和学识之接受和生产能力。这说明,英语里的用法已经扩展开来,吸纳了在法国和一般的欧洲语境中已经非常普遍的一些意义和用法。但是,跟法国的情形一样,威廉斯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经历了那一幕(言辞清晰、才华横溢得简直不可思议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个少有的例外),并且,从他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里的一些后继者来判断,或许已经开始了左派无为主义(Leftist quietism)的新阶段。尤其是,考虑到新工党彻底否认了它自己的过去,参与了美国重新整理世界秩序的活动,由此,就有一个全新的机会来欣赏持不同意见的欧洲作家的否定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派的知识分子差不多还是他们(掌权时期)一直所处的立场,在传媒界很有优势,有更多的讲坛可以发表言论——比如,支持或批评伊拉克战争。

    在美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一词却比我已经提到的这三种话语和讨论的竞技场都更为少用。原因之一是专业主义和专门化给知识分子的工作赋予了比它们在阿拉伯语、法语或英式英语中更多的标准。在美国,专家崇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地统治着言论界,在这里,政策知识分子(policy intellectual)能够感到他或她在纵览整个世界。另一个原因是,尽管美国实际上到处都是勤奋工作的知识分子,以他们源源不断的思想和语言占据电视、广播、印刷品和赛博空间,公共领域却如此热衷于政策和政府的问题,以及有关力量和权威的考虑,以至于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他既不为官职的激情所驱使,也没有野心让当权者侧耳倾听——的观念都转瞬即逝。利和名都是强烈的兴奋剂。多年来,我在电视上露面或接受记者采访时,无一例外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处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把这个看作一个标记,说明统治的观念如何扎根于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实践的核心。我也可以顺便说一句,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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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在美国,公共领域并不缺乏拉党结派的政策知识分子,他们有机地连接于这个或那个政党、游说团、特定利益群体、外国势力。华盛顿的智囊团,各种各样的电视访谈,不计其数的广播节目,且不说数以千计的报纸、期刊、杂志——这一切充分证实了浓墨重彩的公共言论如何与利益、权威和力量有关,而后者在整体上的规模和多样性所达到的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唯一可知的是,这个整体集中施加压力,促使人们接受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后福利状态,这既不是对公民,也不是对自然环境,而是对不受传统屏障或主权国家制约的巨大的全球化企业做出的响应。美国在世界各地无与伦比的军事扩展就是这个新的结构所必需的组成部分。这种新的经济状态下的各种专门的体系和实践只是非常缓慢和局部地揭露出来,而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是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我们正在开始亲眼目睹一场浩瀚无边的全景图: 这些体系和实践(其中有很多是新的,很多是由传统的帝国体系翻新的)如何组合起来构成一种地理形势,其目的是慢慢挤压和蹂躏人类的力量。——参见我现在所能想到的一个例子,伊文思·德兹勒(Yves Dezelay)、布赖恩特·G.加思(Bryant G. Garth)的《凭良心办事: 国际贸易仲裁与跨国法律秩序结构》(Dealing in Virtue: International Commert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我们绝不能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丹尼尔·叶金(Daniel Yergin)、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斯(Joseph Stanislas)以及大量此类人等所散布的言论误导,他们颂扬全球化,让人相信这一体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最好结果,与此相应,我们也必须注意,以一种不那么迷人的方式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如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所说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可以凭借人类的潜能和创新而得以形成。现在,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络,用来处理少数民族和人权问题、妇女和环境问题、民主和文化变革运动;虽然这些都无法代替政治行动或动员,尤其是抗议或者努力防止非法战争,其中很多组织也确实体现了对发展中的全球状况的抵抗。

    然而,如德兹勒和加思业已证明,考虑到很多此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募集,它们有可能被这两位研究者所说的“善良的帝国主义” (L'impérialisme de la vertu)定为目标,附属于像福特这样的巨大跨国基金,它们是公民道德的核心,先发制人地预防着更加深入的变革和对长期以来的种种假设提出的批评。

    当此之际,对照学院知识分子的话语世界——普遍与外界隔绝,行话充斥,毫无危险的争强好斗——与周围的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可以使人清醒,乃至于惊恐。三好将夫率先开辟了这种比较研究,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方面。美国的学院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分离,我想,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严重;尽管在佩里·安德森为左派所作的挽歌(他以此宣布他出任《新左派评论》编辑)里面,再清楚不过的是,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所剩余的英雄人物的万神殿,除了一个例外,断然、全然是学院派的,而且几乎全部是男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我认为这个说法非常离奇,他没有考虑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如约翰·皮尔杰(John Pilger)和亚历山大·考克伯(Alexander Cockburn),或者重要的学院派和政治人物,如乔姆斯基(Chomsky)、齐因(Zinn),后期艾克巴·阿曼(Eqbal Ahmad)、 杰曼·格利(Germaine Greer), 或者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如穆罕默德·希德·阿曼(Mohammed Sid Ahmad)、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科纳·韦斯特(Cornel West)、瑟吉·哈利米(Serge Halimi)、三好将夫、拉纳吉·古哈(Ranajit Guha)、帕撒·查特利(Partha Chatterjee),且不必说令人难忘的爱尔兰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应该包括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卢克·吉本斯(Luke Gibbons)、戴克兰·基伯德(Declan Kiberd),还有别的很多人,而这些人肯定不会接受他因为他所谓“新自由主义大获全胜”而吟唱的沉重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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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参与2000年美国总统竞选所特有的新奇之处在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敌对的知识分子,用祛魅的、清醒的修辞和策略,竞选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在此过程中,给那些普遍对政府不满的选民提供了以准确的事实和数据所支撑的另一种信息。这与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采取的通行模式截然相反,它们含糊不清、神秘莫测,有着平淡乏味的口号,也有着宗教的狂热,它们得到媒体的支持,而且,悖谬地凭借其无所作为而得到人文学院的赞同。纳德的竞选姿态是一个确定的信号,说明世界各国的反对倾向远未终结和挫败;同样的证明还有伊朗的改良主义的高涨,非洲各地民主的反种族主义的加强,如此等等,且不必说还有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反对WTO的活动,黎巴嫩南部的解放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前所未有的遍及世界的针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等等。这将是个很长的序列,而且在音调上(如果它得到充分的解释)迥然不同于安德森看来推荐的那种抚慰人心的绥靖政策(accomodationism)。就其目的而言,纳德的竞选也不同于他的对手,他旨在唤起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发现未经开启的参与制定国家策略的潜能,而不只是贪图或简单地赞成那些称为政治的东西。

    刚才我概略地将知识分子和作家这两个词汇彼此等同,现在我得说明它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归为一类,尽管它们的起源和历史各不相同。在日常使用的语言里,作家,在我所熟悉的各种语言和文化里,乃是创作文学作品的人,也就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我想,一般说来,在所有文化里,作家比知识分子更有一种独特的、也许是更受尊敬的地位;创造性的光环,一种几乎神圣化的原创性的才能(常常预示在其活动范围和特性之中)自然产生于作家,却根本无涉于知识分子,在文学方面,后者属于批评家,亦即略微有些受人贬低的寄生阶层(有很长一段历史,批评家受到攻击,他们被看作令人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除了吹毛求疵和寻章摘句、卖弄学问之外就没什么能力)。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若干年里,作家在各种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反抗特征,比如,对权势说真话,成为迫害和苦难的见证者,在与当权者的冲突中发出反对的声音。作家和知识分子相互融合的种种标志,必须包括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案例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后果,包括众多作家议事会和代表大会,致力于讨论各种问题,比如不容异说,文化之间的对话,国内冲突(比如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真相和调解(比如在非洲南部、阿根廷、爱尔兰等地),等等;也包括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的象征角色——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从而赋予那种经验一种公共的身份认同,永久题写在漫无边际的全球记事册之中。(文/萨义德)

  • [摘要]流亡者能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固然多比较的眼光,但是孤零零的“游牧的”个人超越一切社会关系之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道德承担。

    直面强权的流亡知识分子:萨义德论中东

    1992年年底,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东方主义》一书作者爱德华•萨伊德将作第二年的瑞思系列演讲。消息传开后,反对的声浪持续不断,有人指控萨伊德卷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太深,不具登上讲坛的资格。演讲在1993年夏顺利进行,总题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湾单德兴先生早在1997年就将演讲译成中文,取名《知识分子论》(单先生在《译者序》中对书名作了很好的解释),三联书店出版了单先生译本的内地版。萨伊德借讨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责任之机讲述了巴勒斯坦人被损害的历史。

    2000年9月28日,沙龙在近千名武装军警的护卫下,不顾阿拉伯人的宗教感情,强行进入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殿。第二天巴勒斯坦人举行大规模游行,“阿克萨起义”由此开始。以色列军队的镇压导致一轮又一轮的流血冲突,事态的发展趋势尽在沙龙政府的意料之中。2000年秋,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公开支持沙龙的挑衅行为。两年后,原本广受批评的沙龙政府却因巴方激进组织的“恐怖袭击”而在巴以谈判中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受到沉重打击,被占领地区的归还遥遥无期,以方规定的立国条件如此苛刻,国将不国。在枪口下的谈判中“只有强者的狠毒报复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只有弱者的无奈愤怒”(哈代诗句)。来自各方面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都应受到谴责,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更应追究。奇怪的是,迫于强权压力,根源问题已成禁忌,一越雷池,就得以道歉收场(如布莱尔夫人)。萨伊德在瑞思演讲中并不是抽象地谈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天职,他说,巴勒斯坦问题是当今世上最艰难的问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

    害怕说出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的恐惧心理,使得许多知道真相而且可以效力的人裹足不前,充目不闻,噤若寒蝉。然而,尽管任何直言支持巴勒斯坦权利和自决的人换来的是辱骂与诋毁,无畏、悲悯的知识分子仍应该诉说真理,代表真理。

    在这六次演讲的内容准备刊行前,萨伊德又稍作补充。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签订《奥斯陆原则宣言》,这有限的突破使很多人高兴,萨伊德则指出:“那份文件非但没有保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反倒保证以色列人延长对占领区的控制。批评这个宣言就被认为是采取反对‘希望’与‘和平’的立场。”媒体诱发了欢乐气氛,“掩饰了巴解组织领袖只是向以色列投降的残酷真相。”但是要在美国的时事政治语境中说出巴以问题的真相何其困难,美国电视新闻和报刊的“失实报道”(“misrepresentation”)已经误导了大众,连美国外交政策也被犹太势力所左右。详见萨伊德发表于埃及《金字塔周报》(2000年9月21日—27日)的文章《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真正的问题》。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_童大焕论犹太人知识_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

    与失实的宣传报道对抗,这恐怕也是萨伊德使用“representations”的用意之一。这词还有外交事务上的“交涉”之意。知识分子以什么手段向握有全球话语霸权的权势交涉?萨伊德推荐的是福柯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它意味着“搜集另类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

    在瑞思演讲这类场合,萨伊德难以展示福柯式的“不屈不挠的博学”。作为听众或读者,有必要简略回顾“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

    根据《贝尔福宣言》(即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1917年11月2日致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二世的信件),英国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犹太民族家园,条件是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或宗教权利受到损害”。我们从“阿拉伯的劳伦斯”(T.E.Lawrence)所著《智慧七柱》一书得知,在一战后期,阿拉伯军队的参与决定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溃败。然而在巴黎和会上,阿拉伯人的利益却被撇在一旁。倒是几位擅长幕后运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巨头间积极游说,想从政治上控制巴勒斯坦,将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置于犹太移民统治之下。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成立托管政府,官员们注意到,阿拉伯人一盘散沙,不懂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时间一长就处处受制于居于少数的犹太移民。一旦英国?员想本着《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对当地不同社群的利益一视同仁,他们就会受到来自犹太社团的巨大压力,有的不得不挂冠而去,如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为“叛徒”的首任托管政府首脑、英籍犹太人赫伯特•塞缪尔。早期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成功得力于本-古里安、亚布廷斯基和卡兹纳尔森等铁腕人物。本-古里安在30年代承认,要是他是一位有民族意识的阿拉伯人,他就会反对大量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二战爆发前,巴勒斯坦的阿以矛盾已十分尖锐。亚布延斯基毫不含糊地表示:“巴勒斯坦应属于犹太人。使用合适的方式创立一个种族上纯洁的犹太国,这永远是必要的。阿拉伯人现在十分明白,我们想如何处置他们,我们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应该不断制造既成事实的局面,也要向阿拉伯人解释,他们必须离开我们的土地,撤退到沙漠中去。”1931年犹太“国民军组织”(Irgun)在巴勒斯坦成立,号召在约旦河两岸建立犹太国家。该组织针对英国人采取恐怖暗杀活动,残暴对待阿拉伯人,并将大批犹太人非法移民巴勒斯坦。“斯特恩帮”也是极有名的恐怖组织,1940年由亚布拉罕•斯特恩组建,正式名“以色列自由战士”。这些“自由战士”求助于德国,不断对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实施恐怖袭击。斯特恩于1942年2月被英国警察“定点消除”。二战结束后,为盟军的胜利作出贡献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发现,在胜利大会师中他们失去了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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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阿以冲突不能不提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受的难以置信的苦难。萨伊德对此有何看法?他在演讲中说,以色列成立后,不断有犹太知识分子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悲情,见证其艰辛,强化其历史记忆;像美国犹太裔作家伊利•威塞尔(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现在我们要加上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那样的写作是必要的,但是这远远不够。他指出,一位知识分子必须从更宽广的全人类的视角来理解某一民族的不幸,设身处地地从自己民族的痛苦经验来看待其他蒙受苦难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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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肯定一个民族被剥夺、迫害、屠杀、取消权利、否认政治存在,而不同时把那些惨状与其他人的相似苦难相联系……这是不够的。这绝不意味着失去历史的特殊性,而是防止在一个地方所吸取的受迫害的教训,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违犯。正因为你代表了你可能也经历过的自己民族的苦难,所以在自己民族现在可能把类似罪行施加到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时,你也摆脱不了揭露的责任。

    如果时时讲述自己民族的苦难史为的是争取当今更多的政治权利,那么对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就会视而不见。犹太人的不幸遭遇不应成为驱逐巴勒斯坦人的理由。萨伊德显然要以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来考验犹太作家的良知。他多少有点失望:知识分子有一种集群的习性,自以为是地为自己民族所做的一切辩解,他们不能在有的问题上始终如一。托克维尔批评美国虐待黑奴和印第安人,但却想开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罪责;南非布尔人一度受英国人迫害,但布尔人国民党的原则后来却演变为种族隔离的政策。瑞思演讲在英国文化界有极高的收听率,有一位听者是萨伊德特别关注的,他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赛亚•伯林。萨伊德在提及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时褒伯林所贬,他肯定《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对抗性才智”并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共舞台上作证”。“你能站出来呼吁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吗?”这是萨伊德隐隐向伯林发出的挑战。萨伊德从“普遍的原则”联想到双重标准。他说,任何单方面凭武力获取土地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事实上联合国在霸权势力操纵下对以色列和伊拉克却区别对待;波斯湾的真正问题是石油和地缘政治,绝不是海湾战争前后布什总统在媒体上标榜的那些高尚原则。十年后依然如此,美国预设罪名,时时重复,不知就里者不免产生投杼之疑。对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没完没了的核查究竟为谁的战略利益服务?面对掩饰美国真实动机的宣传机器,萨伊德呼吁,“耿直、雄辩、极为勇敢而愤怒”的知识分子应当而且能够“向权势说真话”。

    但是知识分子却在蜕变为驯服的专业人士,没有理由为韦伯所说的社会分工感到宽慰。瑞思演讲第四讲的题目是“专业人士与业余者”。有不少美国人(如《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的作者波斯纳)听到“业余”就浑身上下不自在,在崇尚“业余”传统的英国提倡业余精神并不仅仅是出于礼貌。福柯早就悲叹,1968年的学生运动后,知识分子东躲西藏,他们钻进狭隘的领域里做专家。萨伊德认为,在日益专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应该在最具技术性、专业性的领域提出“道德的议题”。在有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对思想和知识自由的钳制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办法,所谓的专业人士“不想显得太政治化,具有争议性”,无形中认同了一套未经检验的、主宰思维的话语系统。他们“不破坏团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和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最终他们都变成葛兰西所说的市场社会里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萨伊德自己溜属的文学研究领域,“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彻底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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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伊德并不是脱离历史语境颂扬业余精神,他心目中业余知识分子的楷模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小说家戈尔•维达尔。乔姆斯基以他业余者“不屈不挠的博学”评析美国外交政策,他关于越南战争、伊朗门事件和美以关系的著作使用资料翔实,论证精细,远高于专家的同类专著,但专家却以他非专业人士为由将他的见解和批评置于可接受的辩论范围之外。就美国中东政策而言萨伊德也是业余者,但他不是信口开河,对此有所怀疑的话不妨去读读他关于巴以和谈的文章(载2000年12月14日《伦敦书评》)。萨伊德指出,乔姆斯基的过失十分简单,他逾越了美国的爱国主义,逾越了美国奉为神圣的信仰:“我们是协助盟友,我们在捍卫自由。”乔姆斯基因立场问题而被那些为权势所收编的专家贬低,他误入了高俅的白虎节堂,他的声音理所当然地要被发配到社会的边缘地带。对乔姆斯基和维达尔,我国读者所知不多,笔者建议出版社适度印行他们的作品如乔姆斯基1986年的《恐怖主义的文化》和维达尔2001年的《为了持久的和平进行持久的战争》。,或许他们的文字有助于培养对美国媒体所惯用的奥威尔式“新语”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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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像乔姆斯基那样的杰出知识分子有何特征?萨伊德说,他们“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这些特立独行之人充满抗拒意识,不屈服于任何“集体激情的组织”。萨伊德引用《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作者、美国左翼人士拉塞尔•雅各比的话说,他们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以个体的声音取代群体的话语:

    群体不是自然形成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制造、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来的客体,这个客体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同上,第33页。

    从上下文看,萨伊德好像在说西方传媒中的伊斯兰社会,但“奋斗”与“征服”两词显示他也可能另有所指。他并不否认,千百年来生活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具有高度文化稳定性,这类群体当然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段文字,潜流奔涌,要充分理解还需要提一提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

    在《知识分子论》的前两章,萨伊德数次提及班达和他的《知识分子之背叛》(1927)。萨伊德表示赞赏地写道:“班达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不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而应该集中于超越的价值,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班达批评知识分子涉世太深,为政治热情牺牲非物质价值的追求。他相信真正知识分子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书出版不久就由英国作家奥尔丁顿译成英文,托•斯•艾略特还在1928年的一期《剑桥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艾略特同意班达的基本论点,但感到有必要将政治热情和政治兴趣稍加区别。假如知识分子满足于书斋里的形而上思辨,与社会实践彻底隔绝,那么他们反倒成了我们怜悯(而非羡慕)的对象。班达这部著作现在极少有人提及,萨伊德引述他的观点来界说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不是有更深的用意?尽管萨伊德勇敢而且愤怒,他在有的问题上并非没有顾忌。他似乎想说犹太民族也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建构、制造出来的,但终未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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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达在《知识分子之背叛》第一章写道,各种高度自觉、骄傲自信的政治热情正在积聚力量,它们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犹太民族主义”:

    过去,犹太人在各国因组成至少是一个不肯同化的独特民族而受指责,当时他们否认他们的特殊性,试图消除外观上的特点,拒绝承认确实有种族问题。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他们中有的人全力主张这种独特性并界说其特征……以此为荣,谴责任何与他们的对手同化的努力。

    班达自己是犹太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表这样的言论并无不可。他还点了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和安德列•斯彼埃和杂志《犹太评论》的名,并担心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热情可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的时代又多了一种使人相互为敌的傲慢。”同上,第12页。萨伊德对班达向法国民族主义者(如著名作家巴雷斯)发出洪亮的叱责之声叫好,但他如果提醒读者,犹太裔的班达还就犹太民族主义发表上述观点,那么他就超出了所谓的公共舆论所允许的范围。因为“犹太民族主义”似乎成了禁忌的话题,一旦对它提出批评就会被扣上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帽子。无所畏惧的独立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掌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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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性使萨伊德往戴德勒斯式的个人主义倾斜。戴德勒斯的格言是“我不效劳”,他有点做作地表白:“我不愿意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艺术形式中……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机智。”在个体的知识分子和流亡的知识分子中间萨伊德建立了某种联系,他在瑞思演讲第三部分又讲起了心爱的话题——流亡。要认定流亡是一种悲惨的命运就必须接受居所、家园、祖国等概念。萨伊德对这些概念深深怀疑,因而他能发现流亡的乐趣和优势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并赋予流亡一种阿多诺式的形而上意义。他早在80年代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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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contrapuntal);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流亡者能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固然多比较的眼光,但是孤零零的“游牧的”个人超越一切社会关系之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道德承担。流亡不一定是一种值得绝对肯定的经验。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凯斯勒在《渴望的年代》里说,苦难教给人的不一定是大智大慧,没有一套强健的消化系统,苦难反而成为腐蚀心灵的毒素。同样,流亡也可能是一种损失,以“世界公民”自称的桑塔亚那也提及流亡者在社会和道德生活中有不具资格之处(“social and moral disqualifications”)。在现实政治中,流亡有时还是为权势或霸权所收编的先决条件。媒体的青睐,基金的照顾,这些不是诱惑吗?

    萨伊德在演讲里将早期奈保尔称为流亡者,而他的小说《河湾》(1979)中的主角沙利姆则是“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一则动人的例子”。这是滥用“流亡”一词的一则烦人的例子。奈保尔根据他第二次在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旅行经历写成的游记(1998)发表后,萨伊德几乎怒不可遏,他在书评《智力灾难》里讽刺道,只要穆斯林暴露出一点弱点或过错,来自第三世界的目击者奈保尔总是在场;这么一部充满侮辱性语言的“目击记”将使无数穆斯林受到损害。

    在近来众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中,萨伊德的瑞思演讲集因其直言无讳的政治目标而醒目。在我国,知识往往只是“先富起来”的工具,量化指标和资质考试肆虐的领地。在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员”之间,有人以工程师和市场迷的自信画上了等号。放大了无数倍的三闾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需要一点19世纪英国宗教思想家纽曼所说的“为知识的知识”的精神,需要一点社会学家希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反省力:

    有一些人对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于他们的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求、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

    当然,这种特殊的敏感和反省力并不一定是与“当下的具体情境”相矛盾的。抽去有关中东问题的内容,《知识分子论》将黯然失色。

    霸权国家的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产生了BBC这样优秀机构的英国竟自甘鹰犬,或许有历史原由。请看本书中《以色列的以赛亚》一文第五部分。旨在种族灭绝的制裁,反人类的轰炸,种种比上世纪30年代更恶劣的宣传和伎俩,都有人以和平正义、自由民主之名为之鼓吹。权势者鹰视狼步,威逼利诱,强索授权,世界性的组织不得不偷合苟容。被战争贩子兼恶讼师强拉到“袋鼠法庭”做陪审,这是新时代特有的尴尬。假如70年前欧洲的一股势力足够强大,国联会跟了它作恶,同时还要装出一副体面的模样。国家政府要在国际霸权的压力下保持优雅风度是困难的。但是,作为个人,我们低头不语,期候小惠,还是像萨伊德那样,以战斗性的修辞,以不屈不挠的博学,发出自己的声音?(文/陆建德)

  • 爱德华·萨义德

    虽然,所有主要传播途径都被最有力量的利益群体,因而也正是要反对或攻击的对手所控制,这是千真万确,甚至令人沮丧的;同样确定的是,较为灵活机动的知识分子的力量能够利用、实际上扩大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讲坛。所以,一方面,由六个人统辖的六个巨大的跨国传媒集团控制着全世界主要的信息和新闻的供给;另一方面,有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刚刚开始存在的共同体,就其人身而言彼此分离,但是以不同的方式联结于主要媒体避之不及的诸多行动主义(activist)共同体,他们实际使用着各种不同的、斯威夫特辛辣地称之为“演说机器”的东西。想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系列机会,仅略举数例而言,它们来自发表言说的讲坛、小册子、收音机、另类的期刊、不定期的活页、访谈、集会、教堂的布道坛以及因特网。确实,要是想到一个人不太可能受邀上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新闻时间》(News Hour)或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夜谈》(Nightline)节目,而且事实上即使受到邀请,也只能提供孤零零的转瞬即逝的片刻,这是相当糟糕的。但是,别的机会出现了,不是以简短的广播讲话的编排形式,而是更为扩展了的一段时间。因此,迅捷是一把双刃剑。有一种口号式的简约风格的迅捷,那是专家言论的主要特征:表面看来,扼要、利索、标准、务实,也有一种响应和组织的迅捷,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有大多数市民——能够挖掘下去,以便使另一种观点得到更为完整、更为充分的表达。我在此所说的是,通过利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以无数讲坛(或流动舞台,这是另一个斯威夫特式的术语)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并且发挥机警而富有创造力的意志,让知识分子来开拓它们(那就是,要么是电视名流、专家或政治候选人无法得到的,要么是他们所回避的讲坛),那就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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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的局势所具有的解放潜能(以及对它的威胁)不可低估。让我列举一个最近的非常有力的例证来说明我的意思。大约有400万巴勒斯坦难民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黎巴嫩[那里发生了1982年的萨巴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大屠杀]、约旦、叙利亚、以色列控制的加沙和西岸等地的大型难民营。1999年,生活在西岸伯利恒附近的戴维(Deheisheh)难民营的一群年轻、受过教育、积极进取的难民成立了伊达(Ibdaa)文化中心,其主要特征在于“跨越边界”计划;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方式,通过电脑终端,把大多数主要营地里面——在地理上和政治上被难以忍受、难以突破的障碍分离开来——的难民彼此联系起来。自从他们的父母自1948年被驱散以来,在贝鲁特或阿曼的第二代巴勒斯坦难民第一次能够跟他们的巴勒斯坦同伴进行交流。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所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出色。由此,戴维难民营的居民不断访问他们先前的巴勒斯坦村庄,然后向另一些难民描述他们的情感,为另一些难民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这些难民听说过,但是无法到达这些地方。仅仅几个星期,一场引人注目的大团结一举告成,它形成的时候,正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和以色列之间命运艰难、进入穷途末路的谈判开始考虑难民和回归问题的时候,而随同这个问题的是陷入僵局的和平进程中的互不妥协之核心的耶路撒冷问题。所以,对于一些巴勒斯坦难民来说,他们的存在和政治意愿第一次得以实现,赋予他们一种新的身份,从实质上有别于被动的物化状态,而那是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2000年8月26日,在一次政治性的破坏行动中,戴维难民营的所有电脑都被摧毁;无疑,这意味着难民就依然是难民,他们注定无法搅乱致使他们沉默至今的现状。列出可能的嫌疑犯并不难,但是难以想象哪个人会被点名或逮捕。无论如何,戴维难民营营地的居民立即开始努力恢复伊达中心,并且他们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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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拍摄的摄影师,耶路撒冷,1979 ©Jean Mo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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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这个和其他相似的环境中,个人和群体会选择写作和言说而不是沉默?回答这个问题,相当于详细说明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公共领域面临着什么。我的意思是,存在着寻求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的个人或群体,他们认为(按照阿玛蒂亚·森的陈述)自由必须包括提供文化、政治、知识和经济发展的整个一系列选择的权利,这一事实将会使人产生表达的欲望,而不是沉默。这是知识分子使命在其职能上的常用表述。所以,知识分子所处的位置是使这些期待和愿望的表达成为可能,并且推进一步。

    当然,现在的每一次杂乱无章的干预都是特别针对一个特定的偶然事件,并且设想存在着一种现成的多数意见、范例、知识或常规(我们都能挑选我们所喜欢的概念,它们表示压倒多数的、得到认可的、大而无当的标准),比如,在英美联军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埃及和美国的全国选举期间,关于这个那个国家的移民准则,或者关于西非的生态。在这些和其他很多体制中的每一种体制之下,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的特点是倾向于一种主流的、媒体—政府的正统,与之相反的东西实际上举步维艰,即使知识分子确定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因此,为了重申显而易见的东西,每一种体制都应该按照其自身的假设来解释,但是(我要说这几乎总是如此)每一种制度也包含着一种竞争:一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各种利益的体系,另一方面是较为弱势的利益,它们受到强有力一方的挫败、抑制、合并或灭绝。这简直不言而喻:对于美国知识分子来说,责任更为重大,机会众多,挑战艰难。美国毕竟是唯一的全球强权,它几乎到处干涉;它用于统治的财力极其强大,尽管远非不可限量。

    知识分子的角色是辩证地、对抗地揭示和阐明我前面所指的竞争,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和时间,挑战并且战胜看不见的权势强迫之下的沉默和整齐划一的平静。因为,在这种大规模的专横的集体利益和那些用来辩护、伪装或掩饰其运作,同时也防止对它提出异议或挑战的话语之间,有一种社会性的、知性的等同。

    1993年,皮埃尔·布迪厄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一项集体工作,题为“人世的苦难”(La misere du monde),1999年译作“世界之重:当代社会苦难”(The Weight of the World: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其目的是迫使政客们注意,在法国社会,公共话语误导的乐观主义掩盖了什么。所以,这种书扮演了一种否定性的知识分子角色,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它的目的是“生产和散布防御手段,针对符号的统治,后者日益依赖于科学的权威”或专家意见,或者诉诸民族的统一、自豪、历史和传统,来迫使人们屈服。显然,印度和巴西不同于英国和美国,但是文化和经济上的这些显著的差异绝不应该模糊更令人吃惊的类似,它们可见于剥夺和镇压的技巧以及极其常见的此类目的,迫使人们温顺跟随。我还要补充一点,一个人并非总是需要提出一种深奥而细致的正义理论,来知性地与非正义交战,因为现在有一个储备充足的国际主义者的仓库,里面有各种惯例、规程、决议、宪章,只要国家的权势想用,就可以依此行事。并且,在同样的背景之下,我拒绝极端后现代(ultrapostmodern)的立场——就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采取的立场,他由此来对付他轻蔑地称之为“学院式左派”的模糊不清的假想敌;面对种族清洗或灭绝,就像在制裁制度或(主要是人类而不是上帝的行为所造成的)拷打、审查、饥荒和愚昧的罪恶之下在伊拉克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立场坚持认为,人权是文化或语法措辞上的事情,当它们受到侵犯,它们并不真正拥有拙劣的基础主义者——比如本人——所赋予的地位,而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像我们所能遇到的任何东西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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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埃尔·布迪厄 图源::Pierre_Bourdieu_(1).jpg

    我想,可以说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政治化或美学化的顺从——以及所有各种形式,在某些情形中是自大和仇外,在另一些情形中是冷漠和挫败——主要被用来减轻依然存在的要求民主参与(也被认为是“对稳定的危险”)的愿望之余绪。这一点可以在《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里看得非常清晰,那是“冷战”结束十年之前,在三方会谈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要求下合著的。其中的论点是,过多的民主对于可控制性(governability)来说是不好的,它造成了一种消极被动,也就使得技术专家或政策专家的寡头统治集团更加容易把人们拉到它们的阵线。因此,如果一个人无休止地受到持有证明的专家们的教训,他们解释说我们都需要的自由要求破除常规,要求私有化或战争,而要求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能让个人的甚或集体的要求之类的东西来处理这种秩序。若干年来,乔姆斯基已经毫不留情地致力于解决这种麻痹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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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姆·乔姆斯基 ©Luis Astudillo C. / Cancillería

    让我从个人经验中举一个例子,说明今天的美国对于个人的考验是多么令人生畏,以及多么容易让人滑入懈怠和无所作为。如果你得了重病,你就突然陷进了一个昂贵得令人震惊的医药产品的世界里,其中的很多还在试验阶段,有待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即使是那些并非试验阶段、并非特别新(比如类固醇和抗生素)的药物是可以救命的,它们过高的费用却被认为相对于其疗效来说是个低廉的价格。对这个问题观察得越多,就会遇到越多的共同基本原则(corporate rationale),那就是,尽管生产药物的开支可能很小(它经常微不足道),但是研究的成本非常大,并且必须在后来的销售中收回。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多数研究成本在政府允许的方式下进入了企业,而它最终来自每一个市民所交付的税款。当你通过质询一个有希望的、思想进取的候选人,例如比尔·布拉德雷(Bill Bradley),追问公共财富的滥用,那么,你很快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候选人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从默克(Merck)公司和必治妥(Bristol Meyers)公司获得巨额竞选捐款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就不太可能去非难他们的支持者。这样,你继续纳税,继续生活,设想着如果你够走运的话,就会得到一张保险单,保险公司会支付一切。然后你发现,保险公司的会计师所做出的决定,依据的是谁在多长时间,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了昂贵的药物治疗或检查,无论它是被允许的或是不被允许的,此时你才会理解,一个真实的患者权利法案这种基本的保险依然不能在国会通过,只要你想到有很多获利丰厚的保险公司不辞辛劳地在那里疏通游说。

    简而言之,我在此所说的是,即便是英雄式的努力(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个体系,或者明确陈述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谓断开关联的另一种选择,也由于它们相对忽视了现存的形势中实际的政治干预而注定会被削弱——我们作为公民就身处这种形势之中,而其中的政治干预并非只是个人的,而是一个广泛的对立或反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所有人都传播着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对于全球体系的理解或概略——在很大程度上感谢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历史学家,诸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梅勒克(Anwar Abder Malek)、布劳特(J.M.Blaut)、珍尼特·阿布路哈(Janet Abu-Lughod)、 彼得·格兰(Peter Gran)、阿里·马斯瑞(Ali Mazrui)、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但是,只有在这个那个特定的地理环境、结构或问题中直接遭遇它的时候,那些争辩才是发动了的,也许甚至是可以赢得的。我所说到的这种东西,有一个令人钦佩的编年史,由众多文章组成,包括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的《感受全球:困境的国际主义》(Feeling Global:Internationalism in Distress,1999)、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的《四海一家:今日之世界大同主义》(At Home in the World:Cosmopolitanism Now,1997)和尼尔·拉扎勒斯(Neil Lazarus)的《后殖民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实践》(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1999),这些书的有意识的地区性的和高度混杂的结构,实际上是批判(并且好斗)的知识分子对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感觉之先兆,被认为是一个更大的图景中的一段情节甚或碎片,在那个图景中,他们的作品,以及像他们那样的其他人的作品,正在编撰之中。他们所提示的是一张经验的地图,它一直是不可辨认的,在20年前也许是不可见的。但是,在传统的帝国遗留的后果中,“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和不结盟阵营的崩溃,全球化时代兴起的南北对话,这些东西既不能从文化研究,也不能从人文学科训练的范围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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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到了几个名字,这不仅为了表示我认为他们的贡献如何重要,也是为了利用他们直接跳跃到一些得到共同关注的具体的区域,在那里,最后一次引用布迪厄的话来说,有着“集体干预”的可能性。他接着说:

    因此整个批评思想的大厦需要批判性的重建。凭借某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一个仅仅以其个人思想作为惟一源泉的思想大师,或者,凭借一个群体或机构赋予权威的发言人,假设这个发言人以这些没有声音、联盟和党派的人们的名义说话,这个重建工作,就像过去的某些思想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就是集体知识分子(collective intellectual)[布迪厄对某些个人的名称,他们对于共同主题的研究和参与之总和,构成了一种特别的集体]能够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处,有助于创造集体造就现实主义乌托邦的社会环境。

    我对此的反应是强调,如今缺乏关于知识分子能够做些什么的总体计划、蓝图或宏伟理论,还缺乏能够将人类历史描绘成向其发展的乌托邦目的论。所以,某个人别有用心地“发明”(invents)了一些目标——按照修辞学家所采用的拉丁语inventio(发明)一词的准确用法,这是用来强调再度发现,或者过去成果重新的组合,而不同于对发明(invention)的浪漫用法,后者表示从草稿中创造出某个东西——某个人从已知的历史和社会事实中设想出一个更好的情形。这实际上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为很多团体,在很多地方,以很多风格有所表现,让我刚才提到的对立的感觉和紧密参与的感觉都能继续维持。所以,电影、摄影,甚至音乐,连同所有写作艺术都可能是这种行动的各个方面。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并非只是定义这种情形,而是也要洞悉积极干预的可能性,无论是我们自己随后去实行,还是承认已经走到了前头或者早已着手此事的作为守望者的知识分子。旧式的狭隘观念——例如一个文学专家,他的领域是17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已经自行取消,并且非常坦率地说,那种观念看来是毫无趣味的,也是毫无必要保持中性的。必须有这样的设想,尽管一个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总是有可能不仅洞察近在手头的斗争、紧张或问题的各个因素,使它们能够得到辩证的阐释,而且感觉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计划中有类似的投入和工作。在亚当·菲利普(Adam Phillips)最近的《达尔文的蠕虫》(Darwin's Worms)一书里,我发现了类似于我所指的灿烂辉煌、鼓舞人心的内容:达尔文终其一生对于低贱的蚯蚓的关注,揭示了它无需一个或另一个整体,而在表现自然的变异性和设计方面所具有的能力,由此,在他关于蚯蚓的研究中,替换了“创世的神话,代之以一个世俗的维持生存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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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萨义德

    是否有某种并非微不足道的方法,来概括这样的斗争如今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发生?我将限定自己只针对这些斗争中的三种略说几句,这些斗争全都深切地顺从于知识分子的干预和阐述。首先是预防和阻止过去的消逝,它在迅速的变化、传统的重新塑形、历史的简化删节的释义中,正处于本杰明·巴伯稍微有点笼统地描述为“圣战对‘数字世界’”的斗争中心。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呈现历史的其他叙述和其他方面,而不只是那些代表官方记忆和民族身份、民族使命的斗士所提供的东西。至少,自从尼采以来,历史的写作和记忆的积累已经以很多方式被认为是权力的重要基础之一,引导着它的策略,制订着它的进程。例如,看看对于过去苦难的骇人听闻的利用,描绘在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彼得·诺威克(Peter Novick)、诺曼·芬克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关于大屠杀之使用的记录中,或者只是停留在历史复原和补偿的范围之内,看看对于重要历史经验的不公正的损坏、分割和忘却,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当下疏通周旋,所以只能被打发和贬低。现在所需要的是醍醐灌顶的、清醒的历史,表明历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不至于让某个人得出结论说,它按照要么是天神,要么是权势所决定的法则,与人力无关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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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斗争是构建共同生存的而不是战斗的领域,以此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成果。在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训值得学习,那就是,虽然解放它的军队精神高尚,它却常常不足以防止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取代殖民政权,而且,这一过程本身很快就被纳入了“冷战”,尽管有不结盟运动在政治修辞上的努力。再者知识分子论中的萨义德,它已经被一个小小的学院理论的工业化生产缩小,甚至变得琐屑浅薄、无足轻重,这种学院工业简直已经把它变成了自相矛盾的对手之间的一场模棱两可的争辩。在我们很多人都感到自己曾经参与其中的关于正义和人权的各种各样的争辩中,我们的介入需要有一种组成要素,强调需要重新分配资源,并且倡导理论上的强制规则,来针对如此扭曲人类生活的权力和资本的巨大积累。

    没有平等,和平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急切需要重申、证明和加强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和平这个词汇本身的诱惑在于,它被围绕着、实际上沉浸于各种各样的哄骗:赞许,无可争议的颂扬,感情用事的支持。国际传媒(就像最近的案例,在伊拉克的这场未经认可的战争中)把一切都不加辨别地详细叙述和修饰,并且不问是非地传播给无数观众,对他们来说,和平与战争是娱乐奇观和即时消费。需要更多更多的勇气、工作和知识,来把“战争”与“和平”这样的词汇分解成它们的基本元素,重新恢复遗漏在一直由权势所决定的和平进程之外的东西,然后把那些正在消失的事实放回事情的核心;这样胜过写作一些阐述“自由”的文章,按照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的方式,给那些遥远的、处于仁慈的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的老百姓造成更多的破坏和死亡。知识分子也许是一种“反记忆”(countermemory),有它自己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它不会允许良心转过脸去或者陷入沉睡。如约翰逊博士所言,最好的矫正办法是想象你正在讨论的那些人——在这个案例中就是会有炸弹落在头上的那些人——正在当面注视着你。

    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的几天,在耶路撒冷和拉马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村,在一个巴勒斯坦男孩的注视下,一名以色列军官在考虑一项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提议 ©Jean Mo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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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正如历史绝不会终结或圆满,同样,一些辩证的反对派也不可调和、不可超越、不可真正混合在一种更高的、无疑是更加崇高的综合之中。我的第三个例子,也是跟我的家乡最密切相关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的斗争;我一直相信,它绝不可能通过一种技术性的,最终是监护性的重新划分地理区域,而真正得到完全解决,那种划分允许遭受驱逐的巴勒斯坦人有权利(好像如此)居住在他们20%的土地上,巴勒斯坦将完全依赖于环绕着它的以色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以色列应该撤出前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这也是从道义上无法接受的,因为以色列人现在又在成为完全像巴勒斯坦人那样的难民。无论我如何寻找解决这个僵局的办法,我也无法找到,因为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权利对权利的案例。剥夺整个民族的土地和遗产,这不可能是合理的。犹太人也是我所说的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已经背负着极其悲惨的遗产。但是,不像以色列社会学家齐夫·斯特恩海尔(Zeev Sternhell,他曾当面向我提出他的观点),我不能同意对巴勒斯坦的征服是必然的。这个观念冒犯了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的感受,而它以自己的方式,同样是不幸的。

    重叠这些依然无法协调的经验,要求知识分子有勇气说,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并且,几乎完全采用阿多诺的方式——他在关于音乐的著作中,始终坚持现代音乐绝不能跟生产它的社会和谐一致,而是在其紧张并且通常是绝望地精心制作的形式和内容之中,音乐能够面对周围的一切暴虐,担当无言的见证。阿多诺说,个人的音乐作品与它的社会环境的任何同化都是错误。我的结论是这么一个想法:知识分子的临时家园是一种紧迫的、抵抗的、毫不妥协的艺术领域——唉!他既不能由此退却,也不能从中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只有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流亡地带,一个人才能第一次真正领会那种无法把握的东西之艰难,然后,无论如何,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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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美] 爱德华·W.萨义德 译者:朱生坚译/胡桑校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这句格言尽管已是老生常谈,却依然令人感怀。萨义德在本书的诸篇演讲中,为他所坚定信仰的人文主义设定了两个界标:一是为人文主义找到某种特性,以把人类与自然、超自然和先验的东西区别开;二是渴望尊重人之为人的一切。在前一个界标中,他援引了维柯关于历史的观点并将之展开论述;在后一个中,他为文化多元主义做出了博学而宏伟的辩论。萨义德的论述赋予了人文主义严密而知性的肌理,为试图摆脱教条主义的人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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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姆斯基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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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美】诺姆·乔姆斯基 译者: 王燕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解码假象生产之技艺

    叩问乱花迷眼时代重寻真相的可能

    在《必要的幻觉》中,乔姆斯基以美国大型媒体为例,系统梳理了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中大众媒介的表现及其运行逻辑,指出其 如何借由微妙的报道和阐释技巧,制造出民主与中立性的幻象。这些隐秘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软性遏制了公众对权力的干涉,进而在民主形式表面未受破坏的遮羞布下,剥夺了民主政治机构的实际权责。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宣传模型,并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国际大事件——越战、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美洲政党斗争——的相关报道,对施用双标、创制“新语”、操纵言论议程的种种手段逐一举证说明。有必要指出的是,新闻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乔姆斯基期望通过他的媒介批评分析,增强公民在文化上的自我防卫,也呼吁媒体为公民提供更具实质意义的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途径,为更深入的民主打下基础。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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